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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越批范与挺范,关于跑跑争论的深度思考
Monkey 发表于 2008-06-16 15:41:18
今天偶尔看到的文章，基本上把我之前在复旦BBS上谈过的各个看法汇总了，我同意他的观点。下面是原文：
关于范跑跑的争论，之前有过一些，但自从他参加了一个访谈类电视节目之后，争论或者说谩骂便以更高强度铺天盖地地席卷整个中文网络。 很多人说范很无耻，因为地震来临，他带头跑了，而没有大义凛然地留到最后一个，缺乏自我牺牲的精神。
道德的要求一般是递进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视“舍己救人”或者“自我牺牲”的精神为基本的道德要求，那么对于大部分比这个水准低的道德律，他们都会遵守。无法想象一个平时就不护细行的人，会有舍己救人的崇高理想。因此可以推断，在网络上大骂范的人，道德水准一定在“舍己救人”之上，或至少是这个层次，而绝对不会比这个层次低。
我十分好奇，在今天这个道德败坏的时代，网络上忽然杀出这么一大批道德高尚的人类，他们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这搞得我非常不适应。据我所知，现今这年头，庙堂一片腐败，江湖毫无诚信，按理说，如果这么一大批道德楷模果然存在的话，不应该搞成这个样子的。
另外有一些人认为，范突然逃跑，是无可非议的，但是后来为自己辩护，就不对了。这个逻辑非常奇妙，换言之，一个人发生了行为A，可能并没什么值得批评的，但是如果他发表“行为A不是错误”的言论，则要被批评。这个事情有些不对劲，如果A本身不是“错误”，那为何“A不是错误”的言论就错误了呢？这不是自相矛盾么？况且，即使是一个罪犯，也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，你可以不同意辩护词，但怎么能认为“辩护的行为本身就不正确”呢？搞不懂。
有人对范的“本能论”持否定意见。范称，自己临阵脱逃是出于一种恐惧后的本能，我觉得这话没什么错（部分人认为按本能论，强奸即不是罪。说这种话的人智商太低，属于特殊人群，我持同情的态度对待他们）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，生存和安全的需求都是非常底层的需求，尽管对于个体来说，需求层次并不一定是递进的，也就是说，有的人即使生存的需求得不到保障，也会向自我实现迈进，但总体上，绝大多数人都是首先满足低级需求，再满足高级需求。当然这个理论可能用在这里不恰当，我只是想说，在危险来临的一刹那间，作为一个普通人而不是特殊训练的特种兵，首先想到的是自身的安危，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地震一来，范脑袋一片空白，跑了，跑完之后，想想觉得还是应当关照一下学生的，于是又参与到维持秩序的工作中来，我认为这个过程极为自然。很多人非常奇怪地要去否定它，认为这种本能不自然，不正确，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。大概是小时候革命电影看多了，一到生死关头，不想到交党费，就不政治正确了。总之一定要有所“感想”。
还有人认为，范的问题主要出在他的身份上。范是个教师，在日常教学过程中，他有自己该履行的义务。大难来临，范拔腿就跑，忽视了他作为教师应当承担的责任，所以这是不对的。这个观点已基本接近于可接受的程度，但这里有个疑问，所谓“教师的义务或者责任”，是否包括了教师应当“舍己救人”？换言之，即使自己有极大的生命危险，也必须服从这个义务，义务高于生命，作为一个教师，必须时刻做好牺牲的准备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。我觉得教师和军人之间还是应该有些区别的。
当然就我个人的意见，范作为一个教师，确实有失职的地方，喊一声让学生一起走，总来得及。不过这与道德没关系，属于技术性的问题。但是你不能日本电影电视看多了，然后就奔到中国一个中小城市的中学里，说你们老师不上路子，连避震知识都不懂。避震也要有人教的，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会，因为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。所以，范属于体制性的典型牺牲品，因为先前也没有训练，刹那间就不知所措，自己跑了。然后招来漫天遍野的骂声。算他倒霉。
如果把故事改一下，地震来临，范脑袋一片空白，不过他没有窜出去，而是瘫倒在地，由学生抬出去了。那么这种情形下，是否还认为范不道德？其实在范的故事里，从道德的范畴考察，窜出去与晕倒了，根本就没有区别，都只是对于灾难的瞬间反应而已，没什么太多“感想”。
还有另外一种声音，他们认为，范的行为谈不上错，为自己辩护也不是错，但如果过于强调自己的“无过失”，则可能弱化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。客观地说，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成分，道德作为一种非理性信仰，确实需要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强化，以确立它作为自然法的基础而不被动摇。但这一套又似乎太符合“中国传统”了：有一个无比辉煌的儒家伦理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理论，却在技术上采用法家的思想建立起管理规则和法制制度，你可以用法家的思路去做，但必须要用儒家的伦理来说，如果没法说，那就光做不要说。当然，这一观点已超越了个人道德，站在更高的政治立场上了。我只能说它确有合理之处，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能使人们变得虚伪。
道德的问题很难说清楚，因为首先道德的标准就很混乱，有人用古典主义，有人用功利主义，更多的人混着用；其次道德是一种信仰，而非理性，很难辩论。就我个人的看法，本次道德狂潮席卷网络，实际上跟道德本身关系不大。一个本身根本就达不到某种道德水平的人，却要求别人达到，这不是很荒谬的么？说白了，如果对其进行经济学解释，那就是显然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。我认为，绝大部分抨击范的人，都是这样一种人：当潜在的灾难发生时，他们希望能够从这种“高尚道德观”中获利，但是他们本身不会自我牺牲。所以，维持这样一种“自我牺牲乃是基本道德要求”的舆论，对他们是有利的，但是却没有成本，因为他发表这个看法的时候，并不需要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道德水准。
我的这个结论并不针对一切道德舆论，而仅针对本次道德声讨，这些批评者从来不以“如果我是范”的角度思考，他们的“换位思考”几乎完全是一致的：“如果我的子女在范的班上。”因此这极为明显地暴露出，他们关注的是“潜在的收益”，而完全忽略了范所处的境地。一个有道德追求的人，一定能够充分理解他人，如果他不具备这个能力，也就无所谓道德可言。
其实我们每一个人——包括那些批评范的人——都能清醒地认识到，在危机的关头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绝对是英雄的行为。而之所以将一些人称之为“英雄”，正是因为他们达到了“普通人”所不能达到的境界。如果任意一个“普通人”都可以随时将生死置之度外，那“英雄”这一称谓也就没有意义了。如果有人认为做英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甚至还要求别人也必须达到英雄的境界，我想，他不是无知就是狡诈。
正如美国人的问题最后往往演变为司法问题一样，中国人的问题最后往往演变为伦理问题。无论是公共事务还是私人行为，一定要在在伦理框架内寻找到合法性依据。范的跑掉，就我的看法，不过是个制度问题和生物学问题。制度或许要求他承担某种义务，但却没有赋予其履行义务的能力，从知识层面上，范根本不知避震为何物。既然没教，就只能看临场表现，这种表现各种各样都有了，有人舍身取义，有人若无其事，有人仓皇失措，还有人直接晕倒。教师若无其事的案例在以往地震事件中是有的，有个学校的日本外教，大概在本国震习惯了，其他班级的学生都聚到操场上了，他还在继续上课，完全不在乎。范属于仓皇失措的那种，心理学规律使然，丧失理智，控制不住。
其实仓皇失措的情形居多，一看影视作品就知道，房子着火，人纷纷往外窜，窜出来发现，哎，还少个小孩，然后就哭。这时候有个消防队员就冲进去了。但即使是消防队员也有不救人的时候，比如火势控制不住，房屋快坍塌的时候，这个电影里太多了，一般的剧情是一名消防队员建议撤退，但是个别人却坚持去冒这个险。冒险的人显然是英雄人物，但是不冒险的，或者不敢进屋只会哭的，你不能说他道德败坏，最多算他不够勇敢，面对危险表现得过于平庸。这个道理非常简单，也不知道怎么到了中国就弄成了伦理问题。
仓皇失措是极为自然的表现，人不是机器。如果加以训练，可能会克服，但就教师这个职业而言，也绝不可能以 “要死我先死”为基本要求。范忘了喊一声，或者忘了组织避震而奔掉，只能说明两点，第一是这个人很普通，做不了英雄；第二就是由于管理制度中并没有对其进行技能训练的环节，导致范不具备避震知识和避震技能。这无论如何，都跟“无耻”扯不上边。
但如前所述，中国人习惯于将所有争议划归为伦理问题来解决。这样范就很有罪了，首先是他不认同这个伦理体系，然后他公然表示自己有权不选择较高的价值取向。这个让人不爽，因为范直接对中国人伦理观造成了伤害，中国人有些价值判断在西方价值体系里面是无法被理解的，典型的“面子”，这次就是“做得说不得”。在中国人的伦理体系中，范其实可以跑，完全可以跑，但是这个“可以跑”不能说出来，如果你说出来，那就一定要消灭你，并且在价值上坚决地反对“可以跑”。这个特点我前面也提到，就是传统社会中，儒家话语下的法家动作。可以做，但不能讲。中国人的价值观由“话语”和仪式为主体，不像西方世界玩的是契约。话语和仪式总是模糊的，柔性，而且多意，契约总是条款分明，所以含蓄这个东西，一般都被认为是“东方式的审美”。范因为太不含蓄，实质就是挑战与破坏中国人的“伦理构成”，因此必须被灭掉。
我还有另一个看法，即关涉生命的道德行为，相当程度实际上已经是超道德。以经济学解释来看，道德约束，有点像“卡特尔”。一般认为卡特尔是不稳定的，每个成员都有打破卡特尔的理性。道德约束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好，但是别人都有遵守道德，自己不遵守，那么自己会更好。如果遵守道德的成本较低，可能有些人就不会太在意违背道德的收益。但是如果遵守道德律的成本过高：极限就是生命，一般的道德约束就没有效力了。而有些人依然坚守高尚的道德律，实际上已经接近于超道德，换言之，他坚守的道德律，实际上几乎产生不了“非强制性的约束力”。 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，在一个人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，他的行为用较为普遍的“道德”来评价，比较不恰当。但是出于社会伦理的需要，大部分超道德事件，我们依然会作为“高尚的道德情操”来进行评价。这是一点题外话，与范的问题不太相关了。
最后作出总结，范跑跑事件给我的启发有这么几个：
1、笼罩在范身上的“教师的义务”是一种制度性缺陷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批评他没有尽职，因为“喊一声”是“可以期待”的，虽然在刹那间他的理智已经不足以让他做出清晰的判断。
2、在道德层面上攻击范的人（“反对一切”的人抛开不算），少数可能确实具有很严格的道德自律，但绝大多数人，仅是出于一种自私——或者说是“个人理性”，与他们实际具备的道德观念之间没有关系。他们抨击范，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舍己救人是很基本的要求，更不是因为他们已经用这一点来要求自己，而是他们期待和维护自己具有潜在的享受到“被舍己救人”的机会。
3、范跑跑的争论，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中“话语”与“动作”之间的断裂，在今天依然存在，并且值得关注。
4、中国社会出现大规模的“道德胁迫”，恰恰说明我们这一时代的道德匮乏，同时，道德要求很高的人，未必是真的具备高尚的德性，甚至可以断言，他们往往在道德上非常平庸。
5、自由主义，以及民主政治，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不具备可行性，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政治倾向，中国人的政治偏好只有两种，君主制（极权政治）和多数人暴政，这一点已经在实践中被多次验证。
关于范跑跑的争论，之前有过一些，但自从他参加了一个访谈类电视节目之后，争论或者说谩骂便以更高强度铺天盖地地席卷整个中文网络。 很多人说范很无耻，因为地震来临，他带头跑了，而没有大义凛然地留到最后一个，缺乏自我牺牲的精神。
道德的要求一般是递进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视“舍己救人”或者“自我牺牲”的精神为基本的道德要求，那么对于大部分比这个水准低的道德律，他们都会遵守。无法想象一个平时就不护细行的人，会有舍己救人的崇高理想。因此可以推断，在网络上大骂范的人，道德水准一定在“舍己救人”之上，或至少是这个层次，而绝对不会比这个层次低。
我十分好奇，在今天这个道德败坏的时代，网络上忽然杀出这么一大批道德高尚的人类，他们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这搞得我非常不适应。据我所知，现今这年头，庙堂一片腐败，江湖毫无诚信，按理说，如果这么一大批道德楷模果然存在的话，不应该搞成这个样子的。
另外有一些人认为，范突然逃跑，是无可非议的，但是后来为自己辩护，就不对了。这个逻辑非常奇妙，换言之，一个人发生了行为A，可能并没什么值得批评的，但是如果他发表“行为A不是错误”的言论，则要被批评。这个事情有些不对劲，如果A本身不是“错误”，那为何“A不是错误”的言论就错误了呢？这不是自相矛盾么？况且，即使是一个罪犯，也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，你可以不同意辩护词，但怎么能认为“辩护的行为本身就不正确”呢？搞不懂。
有人对范的“本能论”持否定意见。范称，自己临阵脱逃是出于一种恐惧后的本能，我觉得这话没什么错（部分人认为按本能论，强奸即不是罪。说这种话的人智商太低，属于特殊人群，我持同情的态度对待他们）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，生存和安全的需求都是非常底层的需求，尽管对于个体来说，需求层次并不一定是递进的，也就是说，有的人即使生存的需求得不到保障，也会向自我实现迈进，但总体上，绝大多数人都是首先满足低级需求，再满足高级需求。当然这个理论可能用在这里不恰当，我只是想说，在危险来临的一刹那间，作为一个普通人而不是特殊训练的特种兵，首先想到的是自身的安危，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地震一来，范脑袋一片空白，跑了，跑完之后，想想觉得还是应当关照一下学生的，于是又参与到维持秩序的工作中来，我认为这个过程极为自然。很多人非常奇怪地要去否定它，认为这种本能不自然，不正确，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。大概是小时候革命电影看多了，一到生死关头，不想到交党费，就不政治正确了。总之一定要有所“感想”。
还有人认为，范的问题主要出在他的身份上。范是个教师，在日常教学过程中，他有自己该履行的义务。大难来临，范拔腿就跑，忽视了他作为教师应当承担的责任，所以这是不对的。这个观点已基本接近于可接受的程度，但这里有个疑问，所谓“教师的义务或者责任”，是否包括了教师应当“舍己救人”？换言之，即使自己有极大的生命危险，也必须服从这个义务，义务高于生命，作为一个教师，必须时刻做好牺牲的准备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。我觉得教师和军人之间还是应该有些区别的。
当然就我个人的意见，范作为一个教师，确实有失职的地方，喊一声让学生一起走，总来得及。不过这与道德没关系，属于技术性的问题。但是你不能日本电影电视看多了，然后就奔到中国一个中小城市的中学里，说你们老师不上路子，连避震知识都不懂。避震也要有人教的，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会，因为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。所以，范属于体制性的典型牺牲品，因为先前也没有训练，刹那间就不知所措，自己跑了。然后招来漫天遍野的骂声。算他倒霉。
如果把故事改一下，地震来临，范脑袋一片空白，不过他没有窜出去，而是瘫倒在地，由学生抬出去了。那么这种情形下，是否还认为范不道德？其实在范的故事里，从道德的范畴考察，窜出去与晕倒了，根本就没有区别，都只是对于灾难的瞬间反应而已，没什么太多“感想”。
还有另外一种声音，他们认为，范的行为谈不上错，为自己辩护也不是错，但如果过于强调自己的“无过失”，则可能弱化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。客观地说，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成分，道德作为一种非理性信仰，确实需要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强化，以确立它作为自然法的基础而不被动摇。但这一套又似乎太符合“中国传统”了：有一个无比辉煌的儒家伦理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理论，却在技术上采用法家的思想建立起管理规则和法制制度，你可以用法家的思路去做，但必须要用儒家的伦理来说，如果没法说，那就光做不要说。当然，这一观点已超越了个人道德，站在更高的政治立场上了。我只能说它确有合理之处，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能使人们变得虚伪。
道德的问题很难说清楚，因为首先道德的标准就很混乱，有人用古典主义，有人用功利主义，更多的人混着用；其次道德是一种信仰，而非理性，很难辩论。就我个人的看法，本次道德狂潮席卷网络，实际上跟道德本身关系不大。一个本身根本就达不到某种道德水平的人，却要求别人达到，这不是很荒谬的么？说白了，如果对其进行经济学解释，那就是显然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。我认为，绝大部分抨击范的人，都是这样一种人：当潜在的灾难发生时，他们希望能够从这种“高尚道德观”中获利，但是他们本身不会自我牺牲。所以，维持这样一种“自我牺牲乃是基本道德要求”的舆论，对他们是有利的，但是却没有成本，因为他发表这个看法的时候，并不需要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道德水准。
我的这个结论并不针对一切道德舆论，而仅针对本次道德声讨，这些批评者从来不以“如果我是范”的角度思考，他们的“换位思考”几乎完全是一致的：“如果我的子女在范的班上。”因此这极为明显地暴露出，他们关注的是“潜在的收益”，而完全忽略了范所处的境地。一个有道德追求的人，一定能够充分理解他人，如果他不具备这个能力，也就无所谓道德可言。
其实我们每一个人——包括那些批评范的人——都能清醒地认识到，在危机的关头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绝对是英雄的行为。而之所以将一些人称之为“英雄”，正是因为他们达到了“普通人”所不能达到的境界。如果任意一个“普通人”都可以随时将生死置之度外，那“英雄”这一称谓也就没有意义了。如果有人认为做英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甚至还要求别人也必须达到英雄的境界，我想，他不是无知就是狡诈。
正如美国人的问题最后往往演变为司法问题一样，中国人的问题最后往往演变为伦理问题。无论是公共事务还是私人行为，一定要在在伦理框架内寻找到合法性依据。范的跑掉，就我的看法，不过是个制度问题和生物学问题。制度或许要求他承担某种义务，但却没有赋予其履行义务的能力，从知识层面上，范根本不知避震为何物。既然没教，就只能看临场表现，这种表现各种各样都有了，有人舍身取义，有人若无其事，有人仓皇失措，还有人直接晕倒。教师若无其事的案例在以往地震事件中是有的，有个学校的日本外教，大概在本国震习惯了，其他班级的学生都聚到操场上了，他还在继续上课，完全不在乎。范属于仓皇失措的那种，心理学规律使然，丧失理智，控制不住。
其实仓皇失措的情形居多，一看影视作品就知道，房子着火，人纷纷往外窜，窜出来发现，哎，还少个小孩，然后就哭。这时候有个消防队员就冲进去了。但即使是消防队员也有不救人的时候，比如火势控制不住，房屋快坍塌的时候，这个电影里太多了，一般的剧情是一名消防队员建议撤退，但是个别人却坚持去冒这个险。冒险的人显然是英雄人物，但是不冒险的，或者不敢进屋只会哭的，你不能说他道德败坏，最多算他不够勇敢，面对危险表现得过于平庸。这个道理非常简单，也不知道怎么到了中国就弄成了伦理问题。
仓皇失措是极为自然的表现，人不是机器。如果加以训练，可能会克服，但就教师这个职业而言，也绝不可能以 “要死我先死”为基本要求。范忘了喊一声，或者忘了组织避震而奔掉，只能说明两点，第一是这个人很普通，做不了英雄；第二就是由于管理制度中并没有对其进行技能训练的环节，导致范不具备避震知识和避震技能。这无论如何，都跟“无耻”扯不上边。
但如前所述，中国人习惯于将所有争议划归为伦理问题来解决。这样范就很有罪了，首先是他不认同这个伦理体系，然后他公然表示自己有权不选择较高的价值取向。这个让人不爽，因为范直接对中国人伦理观造成了伤害，中国人有些价值判断在西方价值体系里面是无法被理解的，典型的“面子”，这次就是“做得说不得”。在中国人的伦理体系中，范其实可以跑，完全可以跑，但是这个“可以跑”不能说出来，如果你说出来，那就一定要消灭你，并且在价值上坚决地反对“可以跑”。这个特点我前面也提到，就是传统社会中，儒家话语下的法家动作。可以做，但不能讲。中国人的价值观由“话语”和仪式为主体，不像西方世界玩的是契约。话语和仪式总是模糊的，柔性，而且多意，契约总是条款分明，所以含蓄这个东西，一般都被认为是“东方式的审美”。范因为太不含蓄，实质就是挑战与破坏中国人的“伦理构成”，因此必须被灭掉。
我还有另一个看法，即关涉生命的道德行为，相当程度实际上已经是超道德。以经济学解释来看，道德约束，有点像“卡特尔”。一般认为卡特尔是不稳定的，每个成员都有打破卡特尔的理性。道德约束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好，但是别人都有遵守道德，自己不遵守，那么自己会更好。如果遵守道德的成本较低，可能有些人就不会太在意违背道德的收益。但是如果遵守道德律的成本过高：极限就是生命，一般的道德约束就没有效力了。而有些人依然坚守高尚的道德律，实际上已经接近于超道德，换言之，他坚守的道德律，实际上几乎产生不了“非强制性的约束力”。 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，在一个人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，他的行为用较为普遍的“道德”来评价，比较不恰当。但是出于社会伦理的需要，大部分超道德事件，我们依然会作为“高尚的道德情操”来进行评价。这是一点题外话，与范的问题不太相关了。
最后作出总结，范跑跑事件给我的启发有这么几个：
1、笼罩在范身上的“教师的义务”是一种制度性缺陷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批评他没有尽职，因为“喊一声”是“可以期待”的，虽然在刹那间他的理智已经不足以让他做出清晰的判断。
2、在道德层面上攻击范的人（“反对一切”的人抛开不算），少数可能确实具有很严格的道德自律，但绝大多数人，仅是出于一种自私——或者说是“个人理性”，与他们实际具备的道德观念之间没有关系。他们抨击范，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舍己救人是很基本的要求，更不是因为他们已经用这一点来要求自己，而是他们期待和维护自己具有潜在的享受到“被舍己救人”的机会。
3、范跑跑的争论，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中“话语”与“动作”之间的断裂，在今天依然存在，并且值得关注。
4、中国社会出现大规模的“道德胁迫”，恰恰说明我们这一时代的道德匮乏，同时，道德要求很高的人，未必是真的具备高尚的德性，甚至可以断言，他们往往在道德上非常平庸。
5、自由主义，以及民主政治，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不具备可行性，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政治倾向，中国人的政治偏好只有两种，君主制（极权政治）和多数人暴政，这一点已经在实践中被多次验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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